爱说教的不只是男人,而是所有权力上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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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Kaye Blegvad

丽贝卡·索尔尼特自己写了一本书,一位男性非要给她讲这本书是关于什么的,她受此启发(激怒)写作了一系列针对性别文化的文章,结集成为了这本《爱说教的男人》。男性的说教不是偶尔的、个别的行为(又有哪个女性没经历过呢?),扩展开去,这种说教、限制与操控,是一整套社会文化甚至法律制度的结果,它指向的不仅仅是惹人生厌的mansplaining,更是对女性身体和声音的压制,是充满偏见的性别分工和扭曲的亲密关系,是全世界范围内针对女性的性暴力、强奸与谋杀。

我们邀请《爱说教的男人》一书译者、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讲师张晨晨作客本期随机波动。从这本书的主题以及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学院生活中被mansplain的遭遇出发,我们的话题延伸到了一个更为深远的方向。当我们把种族、阶级等因素叠加于性别因素之上,当我们将每个人的多元身份纳入考量,一幅更加复杂的权力关系图景得以浮出水面。不同的歧视和压迫的机制相互交叉,一个白人中产女性既可能是一个被压迫者(面对白人男性),也可能是一个压迫者(面对其他种族或者阶层更低的人)。这种对交叉性的思考也让我们得以从另一个角度审视Metoo运动和主流的白人女性主义,并借由这一线索重新认识国内不同阶层女性在面对性别议题时的巨大分裂,警示我们同时意识到自己享有某种特权却同样深陷这个不平等的结构之中。正如晨晨在结尾处所说,不要去扮演“爱说教的男人”的角色,最重要的是去倾听、去了解那些不同的女性体验。

01

何为Mansplaining:公共议题是男性专属?

傅适野:《爱说教的男人》的英文标题是“Man Explain Things to Me”,这也是书中第一篇文章的标题,讲的就是mansplaining这种现象。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词指的是一种怎样的情境?

张晨晨:其实mansplaining这个词并不是索尔尼特(《爱说教的男人》的作者)发明的,但这个词(的发明)受到了她这篇文章的启发。我也不知道是谁最开始在网上使用的,后来就火起来了。索尔尼特本人在第一篇文章的后记里写到,她不是很喜欢用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好像就意味着任何一种情况下一个男的向一个女的解释一个事情都构成mansplaining,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她觉得适用这个词的情境是,一个男的向一个女的解释一个事情,但显然关于这个事情这个女性比他懂的要多得多,但他预设这个女性一定没有自己知道得多。这种行为有时候确实有一些偶然因素在里面,男性也不一定都有特别大的恶意。但在很多情况下有一些非常明确的语境、非常明确的信息表明,这位女性其实是某方面的专家或某个场合本身就是她的主场。比如说一个女性被邀请上一档节目,男主持人可能会一直打断她,这种情况我们会把它叫做mansplaining,因为它体现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性别文化。这种性别文化认为女性说的话不是很重要,或者她们的声音不值得一听。和“mansplaining”相对应的,还有一个词叫“hepeating”,从“repeating”这个词而来。比如说一位女性在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想法,但没人重视,而一个男性在重复了她的想法之后却拿到了credit。

我觉得mansplaining包括但不仅限于爹味说教,爹味说教可能是它的一个子集。中文语境里“爹味说教”的含义可能不光是男性向你解释事情,而且他是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向你解释事情。

傅适野:我专门去查了一下“爹味”这个词,想知道它的具体定义是什么。然后就找到了一个叫“小鸡词典”的网络用语词典,里面有一个专门的词条就是“爹味”。它给出的第一条释义是,爹味指外表或者形象比较有父亲的味道,穿着比较成熟稳重,比如大背头、中山帽、衬衫外面套马甲这种打扮。这是一种外貌上的特征。

第二条释义说的是:贬义词,讽刺有以下行为的男性——整天想做别人的爸爸的,爱卖弄自己,教育别人,不了解事情或者只了解一点就要给别人提建议。又或者是大男子主义极强,喜欢控制别人的油腻老男人。还有一种是只能通过教训孩子找存在感的爸爸,恃强凌弱,歧视女性,关心爱护少,摆架子抬高自己多。最后一种是只想要权利不履行义务的男人,不照顾家庭和孩子,出一点事情就会用暴躁的情绪对待。最后还有一句:“符合以上任意一条描述的男人,都需要自我反省一下。”“爹味”的含义还是挺丰富的。

说到“爹味”,我最近在微博参与一些公共讨论,尤其是和性别议题相关的讨论,便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了什么叫“爹味说教”或“男性说教”。你作为女性发表一个观点,立刻会有男性出来说你说的不对,或者他们根本不相信你说的。我之前发过一条微博,说小时候在学校里女生会被男生掀裙子。一位男性评论说,“小学的校服不都是裤子吗?为什么女生会穿裙子?”在他看来,他想象的事情比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还要真实。

网上冲浪久了,大家也发明了一个词叫“点男是男”,点开一些爹味言论的主页,性别一般都是男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

张晨晨:不胜枚举。我记得有书里有一个比喻说得很好,作者说,在这种网络文化下,你作为一个女性,胆敢在公共场合发表一些看法,就好像你在现实生活中穿迷你裙一样,他们会说你是故意的,你是在招惹这些攻击,谁让你去发表关于社会政治经济的言论了。当然男性发言者也会受到键盘侠的攻击,但是女性发言者尤其会受到一些针对外貌的、非常性别化的侮辱。

傅适野:索尔尼特在书里提到,很多时候男性觉得女性进入了男性的领域,比如说当我们评论一些社会或政治议题的时候,他们就产生有一种领地意识——作为一个女性,你怎么能来评论这些事情?他们潜在的假设是,这些话题是男性专属的话题。

玛丽·比尔德在《女性与权力》中说,从古典时代开始,从《奥德赛》开始,它里面的第一幕就是在奥德赛的妻子在等丈夫回来的过程中,有很多求婚者到她家的大厅里面聚集唱歌,她从二楼走下来,说你们能不能唱一些欢快的歌。这时她儿子站出来说,这里只能我发言,你不能发言,她被赶上了楼。作者写道,这其实是对古典时代以来女性处境的一个隐喻:女性的声音只能被限制在私领域,限制在她的闺房里,而在古典时代一个所谓“精英男性”的特征之一,就是你要在公共场合发言。

所以当一个女性开口说话的时候,她大概率只能代表自己,或者说她是一个受难者的身份,这是一个死亡的序章。除了这两种例外情况之外,她是不被允许发言的。另一方面,女性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只要她一开口说话,她就不再被认为是女人了。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性别分工的。

冷建国:我觉得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爱说教的男人》这本书里只有第一篇是围绕mansplaining本身来写的,后面它就扩大到了整个性别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层面。当我们把mansplaining这种现象扩展开来,会发现它就是在法律制度、社会文化层面上对女性的一种阻碍,是一种整体上的不公正,根本不是男性向女性说教这么简单的事情。

张晨晨:我想先提一个自己生活中很好笑的例子。我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做博士后时,有一次一个人在食堂吃饭,一位中年白人男子坐到我对面开始搭讪。他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我在这个地方做博后,接着他问我做什么研究,当时我刚刚发表了一篇论文,是关于中国网络上的右翼民粹主义话语的,我就跟他讲了这个研究。然后他说不可能,我说为什么不可能?他就开始跟我讲——当时我已经告诉他,我是一个研究中国政治的博士后——中文互联网上的审查制度是什么样子的,你们不可能有右翼民粹主义……我就不想跟他说话了。因为如果解释起来,我需要付出很强的情感劳动。

02

关于Credibility:

为何女性被认为话语不可信、经验不可靠?

傅适野:《爱说教的男人》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credibility——是关于女性可信度的问题。你在书评里也有提到这个问题,能不能讲一下为什么可信度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或者说为什么它是我们去理解女性在公共场合不被允许说话的一个关键概念。

张晨晨:Credibility是一种权利。千百年以来在基本所有的文化和传统中,女人都是被限制在私人领域内的,她属于家庭、属于私域,不属于可以公开演说的或者是公民的领域。她是一个私人的主体,不是一个公共的主体,所以不光是可信度的问题,还有权威(authority)的问题——女性讲的话不但不可信,而且没有权威。我们都知道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歇斯底里”这个症状。西方医学界真的发明了“歇斯底里”来描述一种女性特质,指不理性的、感情用事的、颠三倒四的一种状态。

虽然说现在这个症状已经被认为是一种厌女的伪科学,但其在社会各个方面还是有很多体现。比如说之前一些报道讲到,在医学领域,女性的疼痛依然得不到重视。比如,关于心脏病、心肌梗塞的疼痛的描述都是基于男性体验的,女性心肌梗塞患者的一些症状是跟男性不同,但医学界不把女性的典型症状当做是心肌梗塞的典型症状,因为只有男人的经验被认为是普世的,而女人的经验是特殊的。

我记得书中作者讲到 credibility的问题是在谈论性侵的语境下。在谈论性侵的时候尤其有这种倾向,因为女人被认为是一种物化的主体,当你指控别人性侵的时候,尤其是当这个男人拥有更多权力和更多社会资源的时候,就会有人说,你是不是故意邀请的,你是不是在算计他,这是不是你的一个阴谋等等。

从阶级层面看,尤其是当女性处于一个相对低的阶层,男性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权力地位的时候,女性说的话就更加会受到质疑。再看种族维度的话,很多黑人男性会被错误地指控性侵白人女性,并被处以私刑,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非常多。虽然最终都是关于权力的,但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男性在父权制的结构里面拥有更多权力,但如果我们加入阶级和种族的框架,问题就会更加复杂。

冷建国:这也让我想到《爱说教的男人》作者索尔尼特还写过另外一本书《走路的历史》,里面有一节内容讲的是女性的步行以及女性跟公共空间的关系。她写道在19世纪的英国,一个女性如果深夜上街行走,男性是有权力把她抓起来的,因为根据当时传染病防治的法律,男性可以怀疑任何一个女性是妓女,街上的女性要么因为有疾病或者是妓女被投入监狱,要么就是被强制接受医学检查形式的暴力侵犯。

刚才晨晨提到女性就公共议题发表意见被男性认为如同穿短裙去诱惑别人,在很长一部分时间里,甚至在现在,如果一个单身女性真的穿着裙子在深夜街头漫步,可能也会被认为是在招惹什么或者有所企图——在这种情况下,不光是女性的信度受到了摧毁,甚至是她的整个生命安全都暴露在一种危险和质疑之中。

张晨晨:这就是这本书的主题。从对女性声音的压制到对女性身体的压制,从看似无害的男式说教到强奸,甚至是亲密关系中的暴力和谋杀,作者觉得这些权力关系是一脉相承的。

傅适野:这真的很像一个parallel,一方面女性一直被排除在物理的公共空间之外,与此同时,她也被排除在言论的公共空间之外。

回到信度的问题,《女性和权力》这本书里讲到一个观点,就是女性的声音往往和女性特质联系在一起,而比较低沉的男性的声音会被认为是更加有说服力、更加有权威的声音。我联想到《坏血》的主人公Elizabeth Holmes不仅一直在着装上模仿乔布斯,她的声音也是fake voice,是一个专门修饰过的、非常低沉的女声,实际上她自己本来的声音是很尖的。这也是对于女性的一种规训——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业人士,那么你仰望的对象、你的模板是一个男性,你甚至要在声音上更像一个男性。

张晨晨:社会对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想象,不光关系到女人,也关系到男人。中国流行文化作品中呈现的很多男同性恋者都有着特别女性化的声音,这其实是对在他们看来不够符合男性气质的男性的一种想象。

我记得看斯特里普演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那部电影,里面也有一段讲撒切尔怎么训练声音。这应该是有现实依据的,女性政客肯定会有一些特别的声音训练,让自己可以用像男人一样的方式来说话。

傅适野:玛丽·比尔德的书里也说到,这其实是一种雌雄同体的策略。比如撒切尔夫人一方面树立铁娘子的形象,另一方面她也要展现贤妻良母的一面。对于女政客来说,有一个双重身份的要求——首先你要是一个政客,同时你也要符合大众对于传统女性气质的期待。

在《爱说教的男士》里作者写道,“计较这些措辞重要吗?当然重要,因为它们构成和强化了一种社会沿袭下来的思维模式,它消解女性话语中的权威力量,甚至是幽默感。这种模式可以有效地将女性的位置再次放回到家庭领域内,让她们的言语无足轻重或者重新将它私有化。”

张晨晨:我最近刚看完《美国夫人》,觉得是特别好看的一个剧,尤其是关于女主角菲利斯是如何成为一个反女权主义者的。最开始有这样一个契机,她本来是搞国防的,但她发现自己在讲国防事务的时候——虽然她在这方面很有知识和权威——没有人听她说话,但当她开始讲女人和女权的事情,突然之间所有人都开始听她说话。我觉得虽然剧集里没有特别明确地指出她走上反ERA道路的原因,但是当她突然发现男人开始听她说话,她很享受这样一种权力,所以我觉得她可能是非常机会主义地走上了反ERA的道路。

03

关于Intersectionality:

人的身份是多元的,不同的歧视和压迫的机制相互交叉

冷建国:在这里我也想问一下晨晨,你在英国的学院里工作,研究的又是政治学和国际关系这种通常被认为非常男性化的领域,同时你还是一个亚洲人。这种女性和少数族裔身份的叠加,会给你带来困难或障碍吗?

张晨晨:太多了!尤其如果你是一个年轻的女性少数族裔学者的话,一定会经历很多不为人知的时刻。比如你去参加学术会议,和一些中年白人男性在同一个panel,可能就没有人会向你提问题,只能很尴尬地坐在那里。

我自己的另一个体会是关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生产中的一个结构性问题——不光是亚裔,其他少数族裔也面临这个问题。最近因为 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缘故,推特上面也有一个hashtag叫“black in the ivory”(学术圈里面的黑人)。很多非裔学者发现,他们经常会被问到,既然你是非裔,你为什么不研究黑人文化?为什么不研究非洲历史?为什么不研究African studies?我也有类似的体验,我在博士阶段早期做的是关于欧盟的研究,但没有人愿意听我(一个中国人)说关于欧盟的事情,找工作的时候它就不可能成为我的一个“卖点”,所以我就做了一个策略性的决定,改来研究东亚、研究中国。不是说这样不好,因为这个领域也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可以去研究,但我觉得是有这么一个结构性的外部压力来促使我做出转变。我认识的一些日本学者、印度学者都有类似的体验。

冷建国:除了性别和种族的维度之外,《爱说教的男人》里也提到了同性恋和异性恋的问题。作者说为什么同性婚姻合法化对异性恋来说是重要的,以及为什么保守派在穷尽一切办法来阻止的同性婚姻合法化,她认为,原因在于同性恋能够动摇整个异性恋结构下的性别分工和性别偏见。

但这大概也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况,你似乎不能假设同性恋的亲密关系因为双方性别一致就是完全平等的。我们身边的一些同志朋友,Ta们和爱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复制了异性恋关系中的一些权力不对等。晨晨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晨晨:我完全同意。这本书有意思的地方很多,但槽点也很多,最大的问题就是对交叉性的忽视,其中也包括对同性恋关系的一种非常异性恋中心主义的凝视。索尔尼特觉得这种权力关系是完全建立在生理性别上的,这是一种对性别非常本质主义的理解,好像说因为你是男的,你有这些生理特征,而女的有另外一些生理特征,那么男的就肯定要支配女的。但事实上是一些物质上的或文化上的具体的结构和机制,导致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样,她也不能看到在同性恋关系中也有权力关系,而是天真地觉得两个人只要性别一样,就不会有权力关系,这是非常本质主义的一种性别观。

傅适野:除此之外,作者还说过一句特别有争议的话——暴力没有种族、阶级、宗教或国籍,但是有性别。

张晨晨:一个美国人写出这种话,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你的国家整个就是建立在种族压迫的血淋淋的历史上的,你竟然可以说出“暴力没有种族”这种话,我觉得太不应该了。

我想再结合最近的BLM运动来提一下交叉性,也就是intersectionality。交叉性这个词是美国学者Kimberlé Williams Crenshaw发明的,她认为交叉性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不同的歧视和压迫的机制,包括性别、种族、阶级、性取向等等是如何共同发生作用的。比如黑人女性正好处在交叉点上,受到双重的压迫;如果她又是低收入群体,那就是多重的压迫。

之前的节目里你们谈到了Amy Cooper和Christian Cooper在纽约中央公园的相遇,她是一个白人女性,而他是一个黑人男性。在性别维度上似乎男性应该更有优势,但是Amy Cooper马上就意识到自己作为白人的身份是很有利的,因此拿这个身份来威胁对方。在这个特殊的语境下,她是有credibility的那一方,警察很有可能更相信她,而不是相信那个黑人,所以他才要拿手机拍下来以自证清白。

所以说,没有一种范畴是绝对的,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些不同的歧视和压迫的机制是相互交叉的。在这种交叉的情况下,一个白人中产女性既可能是一个被压迫者,也可能是一个压迫者。人们的身份其实都是多元的。

傅适野:在我们之前交流的时候,你提到了一本书,叫做Me not You: Trouble with Mainstream Feminism。这本书是对Metoo运动的一个反思,以及在反思Metoo运动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主流的white feminism的思考。晨晨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吗?

张晨晨:这本书也是在西方的语境下更容易理解,作者是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Alison Phipps。她从Metoo运动开始讲起,Metoo这个词是一个叫Tarana Burke的黑人活动家在2006年发明的,但是直到11年之后,因为一些好莱坞明星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发起这个hashtag,直指好莱坞非常有权势的制片人韦恩斯坦,所以才掀起了轩然大波。这本书的作者也非常深入地参与到这些活动中,并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了自我反思。她不是说这个运动是不好的,而是说白人主流媒体挪用了黑人运动家的运动或者说是文化,在挪用的过程中就忽视了她们的声音,甚至有时候可能是以牺牲她们的声音和利益为代价的。所以她在这本书里说,我们一直在说女人要发声,但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是一样的,不是所有女人的声音都是一样大的,也不是所有女人的声音针对的都是同一些问题。但掌握了主流媒体资源的白人女性,这些有权力、有地位、高收入的中产和明星,她们有非常大的声音,她们的声音就会盖过那些边缘化的声音。

如果她们不去反思自己的特权,不去重视交叉性,不去重视阶级、种族以及国籍——一些无证件的移民群体,她们在低收入的家务劳动产业里面有很大的比重——如果不去认识到她们的议题,不去从她们的经验中学习的话,那就是用另外一种形式的暴力让她们噤声。

另外,White feminism中的很大一部分也被叫做“新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典型代表就是Facebook的高管Sheryl Sandberg。她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Lean In,这本书代表了一种非常个人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她不去看背后的结构性问题,而是说如果你没有成为一个领导者,那就是因为你不够有野心;只要你努力了,就能一定达到事业和家庭的平衡等等。那么对于批评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人来说,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这背后资本主义经济压迫女性的结构性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所谓的unpaid carework,女性为劳动力的再生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这些贡献是不被承认的。

我之前看到一个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说全世界的unpaid carework有75%是女性承担的,在亚太地区是80%。因为这些劳动是免费的,所以它不计入GDP;但如果你把它计入GDP的话,它能达到全球GDP的8%-9%,在一些比较贫穷的国家这个数字可能更高。中产阶级女性可以把这部分劳动外包出去,所以像桑德伯格这样的人才可以说,你只要努力,你就可以达到家庭和工作的平衡。但是她不能认识到自己处于一个特权地位,但绝大多数的女性并没有特权从这种结构中抽身出来。

White Feminism的第三个方面,是白人女性的一种东方主义想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穆斯林女性佩戴头巾的讨论。一些白人女权主义者有一种white savior情结,作为白人拯救者想要去拯救穆斯林女性。我们觉得头巾是一个压迫的象征,我们就要立法禁止你在公共场合戴头巾,并且将这种强制当做是一种对穆斯林女性的解放。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完全忽视了穆斯林女性自己的主体性。如果你看一些对美国反恐战争的研究就会发现,在媒体叙事中有非常多穆斯林女性戴头巾的形象,被用来营造一种我们发动反恐战争是去拯救穆斯林女性的合法性。

在丹麦,人们特别根深蒂固的一种想法就是非西方的女性不知道性别平等什么意思,我们要去教她们。我在哥本哈根大学工作时参加过一个会议,一组其他大学的研究者讲一篇论文,说的是他们如何教育非西方女性学习丹麦价值观,即性别平等。她们告诉大家,今天上完这个课回去之后,你们要告诉你们的丈夫“我今天不洗碗了”。我作为一个非西方女性跟她们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觉得特别尴尬,感觉到了一种非常居高临下的不平等关系。

有一年三八妇女节,一个记者想采访我,但在采访之前她就有了一个既定的框架,跟我说这篇文章想要探讨为什么妇女节在西方国家是一种自由解放的象征,而在东方国家是一种商业化的、消费主义的象征。我觉得这太有问题了,你都没有问我是什么情况,就直接假定了在非西方国家妇女节就是一个消费主义的东西。事实上这是一个伪二元论,因为妇女节在欧洲也有消费主义的成分,在非西方国家也有解放和赋权的面向。

冷建国:在这个意义上,索尔尼特还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白人女性主义者。在我看过的她的两本书里,她都对穆斯林女性戴头巾做出了严厉批判,基本上完全忽视或否定了女性自己的主体性。在疫情期间,我也看到TheConversation刊登了一位穆斯林女性学者的文章,她说当人们都开始戴口罩,整个环境对于我戴头巾这种行为的敌意终于减少了。

张晨晨:我觉得真的要认识到女性体验的多样性。比如说在伊朗,女人被要求必须戴头巾,那么我们要支持伊朗女性争取不戴头巾的权利;同时我们也要支持法国的穆斯林女性在公共场合戴头巾的权利。无论哪一种强迫都是对女人身体的规训,我们需要承认不同的女性有不同的体验,同时她们都拥有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

傅适野:在中文语境下探讨女权问题,其实也会遇到类似的困境。比如城市中产女性一些比较精英女权的想法,是没有办法覆盖到农村底层女性身上的。

张晨晨:我本身不是研究中国女权运动和性别议题的,但泛泛而谈地话,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些城市里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生活比较优越的、自认为是女权主义者的人,不要去扮演“爱说教的男人”的角色。不要去跟底层的女性说,让我来解放你,或者让我来教你怎么解放你自己。最重要的是要去倾听,去了解非常不同的女性体验。同时也要认识到,你自己也是处在这样一个不平等的结构之中,你的处境没有优越到哪里去,所以彼此要有一个相互交流、互相学习的过程。

本期节目提到的书籍:
《爱说教的男人》[美]丽贝卡·索尔尼特 著 张晨晨 译
《走路的历史》[美]丽贝卡·索尔尼特 著 刁筱华 译
《女性与权力:一份宣言》[英]玛丽·比尔德 著 刘漪 译
《Me, not You: the Trouble with Mainstream Feminism》by Alison Phipps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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